传媒是社会文化的直接传播者，节目主持人既是文化产品的传播者又是制造者。但是，一些主持人自身却缺乏行使这种话语权力、生产品质优秀的社会文化产品所应有的视野和素养。因而在许多时候，主持人现实中的文化能力与传播中的文化地位便出现了层次上的错位。
我们只需稍加注意，就会发现：有的主持人把自己当作思想贫困、缺乏思考的“工具人”，①只需根据编导意图张口露脸即可，对其文化价值没有给予更多注意；有的主持人文化意识不强，不能有效承担起文化传播的责任；有的主持人举止不得体、观点认识肤浅、说话白字连篇、热衷于把庸俗无聊当作睿智幽默，文化底蕴不足、品位不高、格调低下，有的主持人不能正确区分较低层面的传播效果与整体文化建设的轻重关系……这种种错位直接导致了“在其位” 而不能“谋其政”、享有权利而缺失责任的消极后果，不仅使主持人无法代表时代文化的主流，而且对文化的发展带来消极影响。重视主持人文化传播的意义与影响。
一、节目主持人的文化功能
1．节目主持人具有传递信息、建构文化的功能
节目主持人的传播使各种各样的文化迅速传播开来。节目主持人可以使信息传达更加及时、直接、便利，面对面的交流方式使信息更容易被接受，而且实现了信息的双向交流、有效传达。
节目主持人进行的大众传播过程不仅仅是一个信息的流动过程，而且是一个介入社会现实、塑造社会现实的过程。从选择信息到创造内容直至实现传播目的， 是一个建构社会文化、实施社会影响的过程。原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制片人陈虻曾经说过：“选择关注某一个方面，并不等于有了结论。结论的产生往往源于我们关注过程中的发现。在这个关注的过程中，创作者应该不要在生活中寻找你要的东西，而是努力地判断生活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主持人应该具有这样的胸怀和视线，用自己的新闻敏感对时代和社会主流的东西进行阐释，与时代同步本身就是一种文化。
随着时间的推移，节目主持人反映的社会文化的现实状况会逐渐沉积下来，成为某一时代文化的表征。同时，作为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还策划和推动社会文化的未来发展。也就是说，主持人不仅是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且具有结构性的生成能力； 不仅产生现实影响，还具有历史影响，产生历史价值。②
2．节目主持人具有影响、引导舆论的文化功能
在文化传播的诸多形式中，节目主持人是影响舆论最为直接有效的手段之一，这是与节目主持人的个人魅力分不开的。经过长期的主持人实践，有些节目主持人培养了自己的个人魅力，在受众中树立了权威。
主持人凭借大众传媒的强大传播能力和社会影响力，逐渐成为大众传播中的明星。明星的权威性与传媒的公信力相结合，加之受众接受中“沉默的螺旋” 效应的推波助澜，主持人往往成为特定节目受众的文化主导力量。
这样，主持人传播活动中的文化蕴含不但拥有了进入主流文化的“合法地位”，而且在文化流传过程中获得了“优势地位”。与目标受众对潜在受众的进一步传播现象相结合，主持人在更大范围内影响着社会文化的流行， 成为文化流传中的重要内容。③
3．节目主持人具有培养审美情感的文化功能
在主持人传播活动中，节目主持人以自己独特的审美性成为一个审美客体，为大众带来审美愉悦感受。同时，他又以自己的人格力量，影响着受众的审美情感。主持人的审美性主要表现在内容美上。内容美首先体现在主持人个体的内在美中，具有高尚的道德情操、执着的敬业精神，拥有正确的人生价值观，这无形中就会给观众以审美愉悦和美的引导。
主持人审美性的内容美还突出地体现在传播内容上的求真、向善、示美。主持人是节目最直接的体现者，节目内容的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是由主持人表现出来的，因此，必然与主持人的内在涵养相糅合共同构成其审美特性的组成部分。节目主持人长期以真善美的标准传播文化，必然会对受众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主持人在信息的演绎方式和状态上尽量靠近大众化的审美，一方面决定着语言传情达意功能的实现程度，另一方面也催生着独特的情感外化方式，总之，主持人传播中包含引导、启迪、调动、激活、调节、把握、展示、欣赏、品评等带有主动性行为，用以最大限度地逼近人，直指人心。
二、节目主持人的文化价值偏差
1．克隆
媒体节目的同质化十分迅速，虽然我们并不排斥“拿来主义”，对国外以及港台好的节目样式、主持风格要学习，但不必去盲目效仿、照搬照抄。节目主持人的“中国特色”是民族特色的一种表现。然而，目前我国一些节目主持人恰恰在这个问题上步入误区，不考虑地域文化、政治背景、经济环境等因素的差异，盲目克隆。
主持人对境外节目的克隆，不仅照搬其节目形式，还极力摹仿其语言表达方式，甚至摹仿其语气和用语习惯。不知不觉间就把不符合中华民族优良传统所要求的生活方式、价值理念、人生追求等潜移默化地传递给受众。
2．语言媚俗
节目主持人的语言风格，是节目主持人具有个性化的语言特征在表达内容和形式上的直接表现，是“文化传承”所依赖的信息符号。然而某些节目主持人不仅没有扎实的语言功底，说话错漏百出，同时对语言艺术风格的认识存在误区。例如，一些本来普通话水平已经达到一级甲等的主持人抛弃标准的普通话，而改用“港台腔”，认为只有这样才显得“亲切”， 亲近受众。“怎么说” 的背后蕴含的是“说什么” 的内在心理依据和文化心态，从中透出的是一种典型的媚俗心态和虚荣心理。
受众希望综艺节目主持人语言贴近生活，交流亲切；渴望应有的通俗和明快、应有的灵活和个性，但某些主持人完全不受控制，以随意性表达方式将“生活语言”直接移植于节目中，殊不知节目主持人语言的“生活化”并不等于给一切“生活语言”大开绿灯。更令人担忧的是“生活语言”表现出严重的低俗化倾向，例如打情骂俏的语言在各地“克隆”节目中屡见不鲜。某些节目主持人专门以戏谑、捉弄他人的语言来博取受众的笑声……这种游走在恶意边缘的风格，不符合中华民族传统的审美观念，这只是迎合了当前社会一些畸形的价值。④
3．追新求奇
2004年年底，广电总局整顿主持人、播音员队伍，要求主持人在服装上要注意，暴露的服装不能穿，不可奇装异服，发型不宜古怪夸张，这些规定使屏幕“净化”了许多。但在今天仍有许多追奇求异的怪现状：某些主持人在造型上，端庄、文雅、谦逊、稳重的主持人形象已在他们的以样式怪异或暴露的服装、古怪的发型、夸张的表情、怪诞的表达、怪僻的行为迎合极少数人的猎奇心理。
主持人是传播的最后一道工序，自然要肩负起进行最后的总结、加工和把关的责任，尤其是把好自己这道关。然而，随着大量谈话节目、热线节目、娱乐节目的出现，传播者信口开河、胡言乱语的情况越来越多，津津乐道名人隐私、一本正经传播八卦消息、绞尽脑汁出人洋相……只为追新逐异， 寻求短期效应，往往沦为集怪猎奇者。
4．“明星化”
经过了20多年的发展，特别是有史以来即有大量歌星影星模特转行成为主持人，一些主持人也陆续转做艺人，主持人这个职业日益被塑造成了一个娱乐圈里的事儿。
现在我国主持界的一个越来越明显的状况是主持人频繁出入各种出头露面的场合，频繁地走上各类媒体的娱乐版，甚至于成为头条花边新闻的主角。由于这种越来越严重的时尚化和娱乐化，业内人渐渐看淡了这个职业，也看轻了主持人。
电视凭借不断发展的技术手段和日益翻新的制作技巧，小小屏幕不断幻化出崭新的面貌。有人比喻电视的“这种诱惑多少类似于海上女妖的迷人歌声。”⑤有些主持人一旦进入电视界，就变得浮躁、傲气，不再冷静多思，他们在荧屏内、荧屏外都有掩饰不住，有时是不加掩饰，甚至炫耀的流露。有些著名节目主持人存在着强烈的“自恋”倾向和脆弱的“明星品性”，批评不得，他们把自己置于媒介批评的对立面，甚至用激烈的“回敬式”话语方式对待某些指责，“具有道德典范意义的媒介文化形象”受到破坏或不复存在。
三、节目主持人的文化超越
1． 超越自我
节目主持人都具有一定知名度，却又是普普通通的社会人。他们在节目中总是精心选择最美好的“曝光面”，电视媒介也千方百计进行“提升性包装”，这就使节目主持人在节目里难以“普通人”的面貌出现，而且精心的“包装”也把主持人推到公共性“具有道德典范意义的文化形象”的位置。既然主持人头上有着这样耀眼的光环，他们就要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结构，不断提高自己的文化品位。否则，节目行为或社会公共行为稍有不慎，就会遭到受众不留情面的批评和指责。
不久前，有位主持人在央视二套12点的《全球资讯榜》中介绍国外一种大型飞机时，竞把“铆接技术”中的铆(mao)错读成了(1iu)，不少观众写信到央视反映该情况，并呼吁央视少出“白字先生”。央视领导对此非常重视，并表示此后主持人在节目中犯低级错误将会得到重罚。
因此，主持人必须根据节目的需要，重建自己的知识结构。他们应该在原有的经验型和专业型知识结构的基础上建立新的、适应节目需要的知识结构，实现自己的文化超越。当然，建立新的知识结构并不一定非要成为某一方面的专家，而是把握某个知识门类的基本框架，扩大知识面，有比较丰富的知识来支撑自己主持的节目，克服由于知识结构不合理，知识面窄造成的节目内容概念化、推演公式化、结论简单化以及缺乏说服力的现象，从而达到驾驭自由、游刃有余、举重若轻的状态。从一定意义上讲，提高主持人的知识结构是提高主持人文化传播水平的关键点。
2．超越受众
主持人是以双重角色出现在节目中的。一方面，作为一个文化传播者，主持人应该考虑受众的社会心态和接受心理。主持人竭尽所能的是认识及把握受众的需要，并能追随受众进而引导受众。用真实的、非虚构的空间相互交叉组合的结构方式来传播；把复杂的社会问题置于文化背景上，把深奥的文化问题化为具体的生活现象。
另一方面，主持人要处理好受众中心与传媒引导的关系，处理好商业利益与社会效应的关系，不懈努力地提高节目的文化含量，少一些庸俗、媚俗，多一些健康、益智、怡情元素。传播学大师施拉姆和波特指出：在新闻传播中，“一个人用整个身体进行传播，并且动用全部力量来解释收到的信息”。⑥作为一个主持人，只有用整个身体、用全部力量来传承悠久的民族文化，才会有吸引受众的永恒魅力。
3． 超越时代
这里包含两层意思：一是站在时代前列，引领时代风尚。作为文化传播的主体，主持人应该保持自己的趣味选择。趣味选择意味着创作主体要运用自己的判断，不盲目地跟随时尚的变化而变化，密切注视着时尚中与时代精神、民族精神的整体氛围相一致的有益成份。主持人要善于分辨时尚当中符合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中华民族精神要求的方面，因势利导，使之成为主流时尚、主导时尚；同时又要善于培植乃至创造出符合时代精神要求的新趣味，使其发展为时代的新风尚。其实，主持人被时尚化，身处其中的很多主持人也为之困惑。白岩松在纪念主持人诞辰20周年研讨会上说主持人这个行当经过20年的发展日益被塑造成娱乐圈的事儿，他非常反感并为此深深担忧。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著名主持人丹．拉瑟，长期以来坚持新闻节目和主持人的严肃性，反对其娱乐化。他说：“如果像好多台一样让新闻和娱乐节目界限模糊不清，我想那样是比较危险的。”
超越时代的第二层意思是：跨越时代局限，针砭时代弊端。每一个时代都有其特定的局限，我们所经历的大众文化时代也是如此。指出时代的局限，针砭其弊端，不仅是人们基于切身感受的现实需求，也是时代、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只有这样，才能充分体现节目主持人作为公共舆论载体不可推卸的责任和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重要作用。否则，就无法真正地超越时代。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副教授、复旦大学新闻传播学博士后）
注释：
①徐洲赤：《技术的丰富与思想的贫困》，《现代传播》1995年第5期。
②③张政法：《播音主持的文化价值》，《现代传播》2005年第3期。
④陈丽娟：《主持人应承载“文化传承”重任》，《军事记者》2005年第11期。
⑤徐洲赤：《技术的丰富与思想的贫困》，《现代传播》1995年第5期。
⑥威尔伯·施拉姆、威廉·波特著，陈亮等译：《传播学概论》，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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