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制报道作为塑造法治精神，增强公民法治观念的重要渠道之一，随着我国法治化进程的不断深化，已成为了各类媒体新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法制报道反映的是社会中真实的非常态事件或现象，富含一般新闻所缺乏的悬念与趣味，对受众有很强的吸引力。于是，某些法制报道片面追求“卖点”和“轰动效应”，以耸人听闻、荒诞离奇的案例取悦受众，背离了法制报道的基本价值取向，造成了一定的负面效应。
法制报道既然是法与新闻的共生体，好的法制报道理当是新闻价值与法制价值的统一。所谓法制价值，指一件事实中包含了较充足的能够影响或推动法制建设的信息量，在推进司法公正、普及法律知识、提高公民法律意识方面具有启迪作用。这是法制报道的“真金”所在。它要求采编者在弘扬法治精神的同时，通晓有关法律法规，熟悉相关司法程序，将“新闻眼”和“法眼”结合起来。如何提升法制报道的“含金量”，以凸现法制事件中蕴藏的新闻价值和法制价值呢？可供参考的路径有三：
一、条分缕析见“真谛”
法制报道以各类法律法规作为基本依据，采编者只有通过法律视角来洞察现象、把握信息，才能减少报道的随意性、片面性，做到新闻内容的合法公正。尤其在一些公众关注的案件上，不能仅盯住案件本体事实，偏重浅表层的写实，更要符合现代司法理念，对司法正义与公平观念进行合理确认。某些被媒体狂炒的事件，当事人动辄说诉诸法律，乍一看讲得头头是道，让人热血沸腾，若运用法律分析稍加解读，就不难发见其中的破绽。
例如：重庆人唐卫江的朋友买了一台佳能打印机，唐将随机赠送的光碟“百变赵薇”借回去看，里面说赵薇出访过的国家有：中国、台湾、香港。他怒不可遏，觉得这是污辱中国人民，是公然分裂中国。他找到报社，次日，报纸刊发“国家尊严无小事”的社论，愤怒谴责佳能（香港）公司对中国领土主权的公然侵犯。各地媒体也纷纷加入报道的行列。有几位律师提出要免费为唐打这场官司，起诉佳能公司违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同时声称这是一个重大的政治事件。唐卫江向记者表示要代表中国人民打这场官司，提出四项诉讼请求：第一，立即向全体中国人民赔礼道歉；第二，立即停止发送光盘；第三，立即销毁已有光盘；第四，赔偿1亿元人民币，作为对中国人民损害的补偿。他说要把这1亿元捐出来建一百所希望小学。
北大教授贺卫方在《检察日报》撰文：《一桩热门事件，三点理性建言》。首先，他对唐卫江的行为表示理解，接着，他依《民事诉讼法》对唐的原告资格予以质疑，又对案件性质进行论证，然后针对1亿元的损害赔偿展开剖析：“简单地说，加上港澳台同胞，中国人足有14亿以上，乍一看天文数字般的1亿元分摊下来，每个人居然只有区区约7分钱！中国人的感情未免太廉价了。还有，既然是代表中国人所进行的诉讼，胜诉所获得的赔偿金断不可由唐卫江一个人独自处分——哪怕是建500所希望小学；被代表的所有当事人都有权参加分配。唐卫江既没有获得当事人的授权，又擅自作主对诉讼收益进行处分，依据正规的法律程序，这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的。”
1亿元的赔偿额乍一看很吓人，由贺教授一破解，摊给十四亿中国人人均只有7分钱；唐还擅自处分诉讼收益，实在荒谬。唐卫江没学过法律，他的要求不合法无可厚非。为什么有关的记者编辑也不去冷静思考其中的法理？假如说这是一个政治事件，中国政府完全可以向日本政府提出交涉，由政府用政治外交手段解决。法律无法解决此类问题。公正性、客观性是新闻的生命，更是法制报道的生命。当某些令人激愤的事件出现时，采编者如果能借鉴贺教授并非深奥的解读方法，用相关法律条分缕析，对正确引导法治观念，推动社会的法治化进程无疑将大有裨益。
二、人文关怀显“真情”
法制报道不能让受众只看到冷冰冰的法律，除了对当事人的是非曲直给予关注外，它还需更多地考虑新闻事件中人的命运和人的价值，“以人为本”，关注普通大众的生存状况，在体现公正的同时，体现善良，成为技术理性与人文关怀完美结合的有效载体。从人文关怀的高度，处理好“人”与“物”的关系，把握人的冲突、人的情感以及事件对人的影响等关于“人”的因素，是法制报道塑造现代法治精神的核心问题之一。
前几年，沈阳市人民政府颁布了一部地方行政规章《行人与机动车道路交通事故处理方法》，其中第16条规定：在行人闯红灯、不走人行横道线、在机动车道内行走、进入封闭式机动车专用道路和在机动车道内逗留等五种情形下，行人与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机动车方无违章行为的，行人负全部责任。不久，一位老人因没走人行横道被汽车撞伤，交警部门认定司机在驾驶中无过错，一位交警干部面对记者的摄像机说：“行人横穿马路，不走人行横道线，与机动车发生交通事件，如果机动车无违章，行人负全部责任。”于是这位老人未得到一分钱赔偿。“撞了白撞”之说当即在社会上引起激烈争论。
赞成“撞了白撞”的人认为：“撞了白撞”能够警示行人和非机动车，从而减少交通事故，最终更好地保护人们的生命权、健康权。反对“撞了白撞”的人指出：该规定最让人质疑之处，是对人的生命权的漠视；对一个人的违法行为自当追究，可绝不能就此要求他付出血的代价，乃至被剥夺生命。生命权是人的最基本权利，把保障人的通行权置于其上，是严重的本末倒置。
当时，中央电视台《今日说法》节目主持人撒贝宁在做《新春法制漫谈之三——撑开生命之伞》这期节目中，用简短的语言道出自己的看法：”行人侵犯的是机动车的通行权，但是机动车侵犯的是行人的生命权，这两个权利谁轻谁重，一目了然。”
古人云：”人命关天”，这是对人的生命权的尊重。在法律上，剥夺一个人的生命权是有特定条件的，《刑法》中的死刑，仅为一些有限的罪名。撒贝宁的话入木三分之处在于：在交通事故中，行人也许违反了交通管理法规，但机动车对行人造成的却是生命的侵害；若是“撞了白撞”，即是变相地说，行人违反了交通法规就可以被判处死刑，这显然情理难容！不久，各地纷纷废止了“撞了白撞”的相应规章，新闻媒体可谓功不可没。虽说法制报道的首要任务是揭示法理，让受众以法律为准绳，衡量报道内容和对象，但法制报道要深入受众心灵，就必须把握公众利益的焦点，将法治精神和与受众的实际生活紧密联系起来，体现出人文意识与人文关怀，在关怀中潜移默化，帮助受众树立法治精神，实现和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
三、罪刑法定揭真相
刑事案件是法制报道最具吸引力的“亮点”之一，但是，报道刑事案件必须合法守序，不能干扰司法独立、违背“罪刑法定”的原则。法制报道干扰司法独立的主要形式是“舆论审判”，即对一些法院尚未审结的案件发表具有倾向性的评论和预先定性，既误导受众，也对司法机关施加压力，影响案件的公正裁决。“舆论审判”的方式有两种：一是提前定罪，在司法机关作出判决前，媒体就对有关涉案人员定罪量刑；二是以情代法，用道德评判代替司法审判，以明显的感情倾向对受众进行非理性引导。
例如，某晚，株洲市某啤酒公司工会主席赵湘杰陪客户应酬，酒后驾车在大街上撞死一人撞伤一人，又去找小姐按摩，在做按摩时被公安人员抓获。他面对执法人员口出狂言，态度恶劣。此事经当地媒体曝光，众多新闻媒体云集株洲，有的报道称赵为“特殊公民”、“湖南的张金柱”，一时间全国皆知，要求严惩肇事者的呼声十分强烈，地方领导指示法院“从重从快”。检察院按“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起诉，一审法院认定罪名成立，判处赵湘杰死刑。
一审法院之所以按“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量刑，与一些媒体的新闻炒作使案情变了样有关。自从河南出现一个张金柱后，不少媒体常以“××地方出了个‘张金柱’”为题报道交通肇事案。这种简单类比的案件一经报道，很容易让受众与痛恨的“腐败”、“特权”相联系，更加同情弱者，并为无辜者不平。它将违法事件中事实之外的因素放大，点燃了受众非理性的情绪，造成认识问题角度的局限性。法律则是站在一个中立的角度裁断。“赵案”属典型的交通肇事案，从具体事实看，赵酒后驾车去陪客人喝茶，没有危害公共安全的动机，也没有对社会不满发泄私愤的起因，在造成危害的过程中，赵有避让车辆、行人的情节，说明赵主观上没有危害公共安全的故意，符合交通肇事罪的构成要件。肇事后，赵接受异性按摩并拒绝警方传讯，不影响对前段犯罪行为的定性。二审法院经过细致调查和审理，撤销了一审判决，以交通肇事罪，判处赵湘杰有期徒刑15年。
赵案的改判令人深思。法院审案是依据事实和法律定罪量刑，完全有别于感觉和道德的判断。我国刑法明文规定了三项基本原则：一是罪刑法定原则，即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二是罪刑相适应原则，即“刑罚的轻重，应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三是适用刑法一律平等原则。这是法官的办案指南，也应成为法制报道解析刑事案件的基本出发点。唯其如此，面对某些民愤极大的案件，法制报道方能依法揭示真相，减少对司法活动的干扰，完善其记录法制事件、传播法制理念、服务法制社会的重要功能。
(作者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新闻与文化传播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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