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传播是大众传媒的首要职能，也是其社会影响力和公信力的源泉。哈贝马斯说：“新闻媒介是社会之公器，是全体公民窥视社会和自然环境的共同管道和从事公共事务讨论的公共论坛，在现代国家的公共领域建设中具有头等的重要地位”。
从中我们不难看出，新闻媒体作用的发挥与职责的履行归根结底要落实到为广大民众服务、对广大民众负责上。这就要求我们的新闻工作者要真切地关注老百姓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充分体现对人的生命、尊严等的关心、尊重和爱护，也就是要以人文精神为价值取向，以人文关怀为价值归宿。
新闻专业主义的基本主张与我们对人文精神的诠释和理解有很多不谋而合之处。我们大力提倡的媒体从业者的人文精神首先是要从精神上高扬“人”的旗帜，因为“以人为本”之“人”一旦丧失了精神性，就是不完整和不健全的。同时，媒体从业者还需更实际地关注实实在在的个体生命，更细微更彻底地关怀每一个普通人。另一方面，当我们把社会个人放在至高位置上时，又必须注意把个人作为整体的人，也就是说，每一个个人既有着独立的欲望和需求，也有着共同的利益和要求；既需要社会为他负责，也需要他为社会负责；既需要承认其个性和独特性，也需要以社会共性对其加以规范和约束。同样地，新闻专业主义既体现了新闻从业者对某种专业精神的恪守，又强调了用专业精神服务社会个体；既强调了媒体的独立性，又强调媒体作为一个社会子系统所肩负的大众责任。
新闻从业者尽责尽职的专业精神和他们对普通大众的深切关怀对于在全社会发扬人文精神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和力量。但很多时候媒体的经营要求会同新闻工作者的工作理念、职业操守发生冲突。“对于那些发现经营要求与自己的良心有冲突的新闻工作者来说，可供选择的余地并不诱人。传统上，有道德的新闻工作者如果遇到了寡廉鲜耻的老板，他们会辞去工作，去其他电台、电视台或报纸求职。由于新闻界工作机会短缺，这个选择已不现实。有些新闻工作者亦决定宁可脱离这一职业，也不降低道德标准。” ① ２００４年１０月２２日，湖北省黄冈市《鄂东晚报》社的１７名记者、编辑联名向《鄂东晚报》社递交了一封辞职信。在辞职信之后，附了一篇《对晚报的现状与出路的思考》。文章提到：“从２００３年到今天，报社抛弃新闻道义和新闻纪律，采取卑劣手段抓收入，将报纸带入到急功近利、涸泽而渔的危险边缘”。之后，其中一位名叫陶志东的记者更是向《中国青年报》、《中国新闻周刊》等媒体媒体公开辞职原因，说是因为不满报社一段时间以来利用新闻报道进行敲诈勒索的做法。在采访陶志东时，央视《新闻调查》栏目的记者柴静提了这样一个问题：“你也应该知道对着镜头，把所有的这些事情说出来，你在道德上是有污点的。你觉得你能够面对公众吗？”陶志东的回答是：“我觉得没有什么，一个人一生不可能不犯错误的，只要你能认识到自己犯的错误。”
笔者将对我国新闻从业者人文精神的缺失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阐述。
（一） 娱乐新闻报道中人文关怀的缺失
“娱乐关怀”就是要在娱乐新闻中贯彻人文关照的理念，体现对人的生存状态的关注。体现在具体操作上就是从关注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从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体贴人的人文意识出发，客观公正地报道娱乐圈的人和事，对明星的报道不以猎奇性、刺激性为目的，找准品位和趣味的结合点，做真正的“为人民服务”的娱乐。③
现实中，娱乐新闻“快餐式”的文化特征及经济利益的驱动使得媒体主动选择那些易炒作，能够带来卖点的新闻，而放弃了对更深层次的人文内涵的挖掘。
２００４年４月，有关歌手沙宝亮和零点乐队两名成员“涉毒”的报道充斥许多媒体的显著位置。面对媒体的轮番轰炸，沙宝亮说出的一番话却也发人深省。他说，我们和媒体应该是鱼和水的关系，谁也离不开谁。但不负责任的报道会污染水质，毒死鱼儿。除了某些不负责任的炒作外，娱乐新闻报道还时常会侵犯报道对象的隐私。“名人当然会比普通人得到公众更多的关注。他们将自己置于众所注目的中心。他们花钱雇佣公关人员吸引媒介的注意。他们请求媒体及时报道自己的生活，使公众始终牢记自己。但是媒介对他们的关注偶尔会超出他们的期望。新闻工作者必须绞尽脑汁权衡何时允许他们保有隐私，何时报道他们生活中的细枝末节。”④
娱乐新闻报道人文关怀缺失的另一个突出表现就是“低俗化”。随手翻开报纸，导读版上经常出现“ＸＸ明星婚变”这类醒目的标题，有的甚至配以图片。难道报纸真的到了只有靠 “星”、“性”等煽情新闻才能增加卖点，才能博得读者的认可吗﹖ “明星取代模范，美女挤走学者，绯闻顶替新闻，低俗代替端庄”成为一种不良的倾向。中国传媒大学国际新闻传播研究所所长刘笑营博士说，一些新闻媒体和新闻工作者，单纯着眼于经济效益和所谓的“吸引眼球”，作风浮躁，缺乏起码的社会责任感，在激烈的新闻竞争中丧失了正确的判断力和社会良知。大众趣味不应成为传媒低俗化的挡箭牌。究竟是大众趣味决定了媒介内容，还是媒介内容决定了大众趣味？答案也许介于两者之间：公众趣味既是媒介内容的原因，也是媒介内容的结果。合乎大众口味的题材好比糖衣，实质的内容是良药，良药加上糖衣，实质与内容并重，才可能更好地为大众服务。
（二）犯罪报道中人文关怀的缺失
如何理解犯罪报道中的人文关怀呢？“所谓从关怀出发……是记者要尽全力深入了解事件原委；让不同立场声音，尽可能重现。尤其是社会弱势，尤其是新闻事件受害人，其所受境遇，是否符合社会公平正义，媒体与记者不应忽视，应在‘诉之以理’的方式下，予其媒体应给的‘曝光率（ｅｘｐｏｓｕｒｅ）’。另外，在社会中行善者的行迹与事宜，媒体所持态度应是‘勿以善小而不报’。尤应发掘大社会中，小人物默默耕耘，放弃个人享乐，进而协助他人，或对社会作出贡献之新闻。试想，歹徒竞相上报，上电视，讨论犯罪行为有之；君子善行跃上媒体，却如沧海一粟。那么，媒体之教育功能又在何处？”⑤
犯罪报道中人文关怀的缺失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犯罪新闻数量过多。
毋庸置疑，播出大量的犯罪新闻能带来财政受益，而且报道费用廉价、容易采访。换句话说，这是一种收益较高的报道。每一个独立的犯罪报道可能都是真实的，但是大量的犯罪报道可能会让公众对自己所处的地区的犯罪情况产生不够正确和全面的印象。美国的一位记者这样问道：“总体来说，这个国家暴力犯罪的数量正在急剧下降，在许多大城市及周边地区情况更是如此。但与此同时，最近的地方电视新闻中的犯罪新闻却增长了３０％。你来向我解释此事。”有些电台所有人和报纸编辑正在努力寻求报道新闻报道的更好方法。美国奥斯汀的ＫＶＵＥ电视台不再跟踪报道每一个暴力犯罪案件。如果要播出犯罪报道，必须符合以下标准之一：１．该案是否对公共安全产生了迫在眉睫的威胁？２．该案是否威胁到儿童？３．是否需要有人采取行动？４．该案是否对社区有明显影响？５．报道中是否包括犯罪预防措施？⑥ 对人的生存环境的关注是新闻从业者人文精神的一项基本内容，过分突出犯罪报道会加深人们的恐惧感，这是同媒体背负的社会责任背道而驰的。
第二、报道过分突出暴力血腥镜头，嫌犯“英雄化”。
暴力血腥镜头经由荧屏进入每个家庭，所带给人们的不仅是恶心、难过与不安，而且是焦躁、恐惧与惊慌；而详细描述做案方法、犯罪细节，把嫌犯英雄化，对青少年可能造成严重的不良影响。血腥镜头的危害不言自明，而对于英雄化嫌犯所具有的负面影响我们应该进一步加深认识。“一个手段残忍、作恶多端的流氓，也能成为新闻记者‘专访’的对象，大写其闯荡江湖、扬名立业事迹，俨然一条黑道上的‘好汉’，好人好事也不及他风光。报纸评论常常呼吁建立价值标准，不知报纸就是建立社会价值标准的主力？”⑦ 调查显示，一些人性尽失、杀人不眨眼的罪犯犯竟然成了一些年轻人崇拜的偶像，认为他们太“酷”了，对此新闻工作者必须保持清醒的认识。
第三、对受害者、涉案者的人文关怀的缺失。
对于受害者，尤其是性犯罪的受害者，新闻工作者应该体现深切的人文关怀，不能使他们因为新闻报道而遭受再次的伤害。２００２年年末，刘嘉玲的裸照风波成了众人关注的焦点。１１月３日，刘嘉玲公开承认自己是《东周刊》刊登的被虐裸照事件的受害者后，答允与警方接触助查。尽管《东周刊》对裸照的披露客观上的确直接引起了警方对１０年前发生、或者现在仍然在继续发生的“强迫拍裸照”刑事案件的介入调查，这样的真相披露毫无疑问是对社会有利的，但是很显然，人们并没有因此而原谅《东周刊》。香港报业评议会发表声明说，尽管照片中受害人的双眼及胸部已用细小的格子遮盖，但她的容貌和上半身仍清晰可见，无疑是公开侮辱当事人。
即便是对涉案者，人文关怀也是必需的。报道中未对涉案者的面部进行技术处理，这无疑会给他们将来的生活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
第四、犯罪新闻娱乐化
云南大学的马加爵被捕后，大小媒体铺天盖地争说马加爵，或“妖魔化”，或“明星化”。什么“马加爵是一个有同性恋倾向的人”，“星象学家认为，马加爵生于５月４日，他的星象预示他有强烈的暴力倾向”有些传媒，大字标题对马加爵冠以“校园杀手”、“云大屠夫”、“混世魔王”之名的同时，更热衷于大爆其平日“趣闻轶事”之“猛料”。我们的媒体绝不是“媚体”，我们的责任不是迁就、迎合低级趣味，我们所追求的亲民性、可读性绝不是与恶意炒作、庸俗媚俗划等号。关怀社会、营造昂扬向上、健康活泼的舆论氛围是媒体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
（三）媒体从业者对未成年人人文关怀的缺失
一位笔名叫“普绪客”的１６岁女中学生，用将近一年的时间，完成了十几万字的情色小说，内容涉及“三角恋”“同性恋”“吸毒”，甚至有赤裸裸的性描写。人们常说，生活是创作的源泉。一个未成年的少女，怎么会有如此丰富的“生活底子”？谁使她写出了远超生活经验的东西？当我们仔细分析后，就会发现，信息垃圾乃是罪魁祸首。
依据社会学习理论及涵化理论的观点，未成年人的认知、价值观及行为模式很容易受到媒体的影响。“由于电视节目中充满了暴力、凶杀、色情、不严肃的戏谑等节目，使儿童的品格受到不良影响。据统计，日本５０％的小学生，７０％－８０％的中学生，８０％－９０％的高中生每天都长时间看电视，使他们已程度不同有了下列不良习惯：（１）不想读书；（２）只想看电视；（３）半夜起来看电视（指深夜１１点以后看出现大量裸体女人画面的电视节目——引者），早晨不起床；（４）学会了污秽的语言和游戏；（５）总想买无聊的东西。” ⑧ “我们不得不担心，即便是以趣味、娱乐方式来呈现暴力、扭曲两性关系的卡通内容，对于心智发展未臻成熟的儿童而言，反而更可能误导使其认为这些拟人化的卡通情节不会对人们产生伤害，并在潜移默化当中接受了这样的价值观及行为模式，这是值得大人们特别关心注意的问题。”⑨ 有学者担忧，电视媒体将会引发“童年的消逝”。
一边是垃圾信息泛滥，一边是未成年人所需的健康的精神养料严重匮乏，两者都必须引起媒体从业者的充分重视。我们提倡纯净的传播环境，并不是让我们的传媒只反映真善美，而对假丑恶避而不提，这无疑是在人为的建造一个虚假的“乌托邦”，且会让孩子缺乏必要的辨别是非的能力，对“细菌”没有抵抗力，正所谓“水至清则无鱼”。新加坡是著名的花园国家，但是人们发现，因为城市过于清洁，细菌含量不足，导致人们的免疫力低下。但是倘若我们的媒体环境污秽不堪，恶臭难忍，它必然会对孩子的健康造成极大的危害。
对于我国媒体客观存在着的这些问题，社会和媒体从业者本身都在积极地寻找解决办法。２００４年，已在上海开展多年的政风行风测评，首次将新闻界列入测评范围，对解放、新文、文广传媒三大集团及所属５６家报刊、电台、电视台等大众传媒的行风开展专项评议，重点评议新闻工作者的职业精神，职业道德和工作作风，纠正有偿新闻等不正之风。新闻界也开展了“三项学习教育活动”，把低俗之风连同有偿新闻、虚假报道和不良广告一起作为“四大公害”予以围歼。２００４年５月１０日至１１日，中共中央召开了全国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建设工作会议，强调必须增强大众传媒的社会责任感，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创造良好的舆论氛围，提供更多更好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从而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
新闻媒体自然是绝对地支持新闻自由，但是基于社会责任的要求，又必须有所节制，对是非或适当与否建立共识与标准判断。用职业社会学的观点看，一个行业的自律，是这个行业迈向专业化的重要标志之一。事实告诉我们：自律的媒体最自由。
（作者分别系上海大学影视艺术技术学院０３级广播电视艺术学硕士研究生，上海大学影视艺术技术学院０３级传播学硕士研究生）
注释：
①②④⑥美 罗恩＆＃８２２６；史密斯著 （李青藜译）：《新闻道德评价》（第４版），新华出版社，２００１年９月第１版，第４０９页，第３４８页，第２５０页，第５５－５７页。
③参见彭莲萍、吴凡：《娱乐新闻评论的特点及大众责任》，《新闻界》，２００４年第４期，第３８页。
⑤⑦⑨新闻镜杂志社编辑部编：《媒体取舍之间》，（台北）华瀚文化股份有限公司出版，中华民国八十八年三月初版，第４１－４２页，第６－７页，第３７－３８页。
⑧转引自刘智著：《新闻文化学》，新华出版社，２００１年１２月第１版，第６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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