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商务日报》原称《商务报》，创办于１９１４年，因抗议袁世凯称帝曾一度停刊。１９１６年重新出版，改名《商务日报》。在重庆报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重庆《商务日报》具有重要地位，它的生存期之长、影响之大都是相当突出的。研究它的历史，探寻它办报过程中的成败得失，给它以适当的评价，对重庆报业史的研究、对重庆报业的发展都是有益的。①
一
从宋代起，商业在重庆就已经开始占有重要地位，②到鸦片战争前，重庆已经成了长江上游最大的、以转口贸易为主的商业城市。开埠以后，进出口贸易迅速发展，③重庆商业更加繁荣。正是悠久的商业传统与实际的运作需要，促使重庆商会创办了重庆《商务日报》。
作为商会的会报，《商务日报》必须考虑如何利用报纸服务商界、引导本地商业发展。为此，这一时期的《商务日报》每天都有专门版面报道商业行情及一般商业消息。但更值得注意的是，除此之外它为此而作的、其他方面的努力。
这种努力首先表现在它时常刊登各地政情商情调查，各行业商业活动情况的统计、报告、总结，各地各方面商业发展趋势之类的文章，以开阔商民眼界，为其寻求商机、作出决策提供科学准确的依据。如１９２３年３月，该报就发表了《中国在朝鲜之贸易》、《川省战争与重庆商场之损失》、《民国十年夏松茂汶三县矿产调查》、《上海公债之趋势》、《一年中之丝市经过情形》、长篇连载《一年来商业之回顾》等多篇文章。
此外，抗战前该报发表的同类文章还有《铜业积弊之调查》、《今年丝业与去年之比较》、《丙寅年五月申渝利率比较表》、《美国里昂存丝之统计》、《英国棉业在华市场之将来》、《一年来各帮之营业状况》、《本市工人工作时间调查》、《本市新工业总调查》、《沪各银行库存统计》、《五个月来洋米入口统计》、《四川农村经济的近况》、《一九三六年日本政治经济之回顾》④等。
仅从以上所举即可见出，这些调查文章的内容涉及各地之商情、矿产，行业状况、进出口、赋税、劳工情况等方面；报告、总结类文章的内容涉及经营状况、行情变化、趋势预测等；统计类文章的内容涉及各种商品进出口统计、金融业各类数据统计、库存统计等等，内容丰富，范围广泛。
这些文章篇幅有长有短，质量也参差不齐。其中有少数文章写得简单粗糙，甚至不乏猎奇成分，但有些文章就写得篇幅宏大，内容比较客观、具体、全面。例如《一年来商业之回顾》．从３月３日至３月１３日共计连载九天，⑤从现存部分可以看出这是一篇按商品品种（也是按行帮）分别概述的、关于１９２２年重庆商业经营状况的全面总结。涉及商品大类或行帮共１３个。
文章谈到１９２２年因水运情况及船价波动、地方战争、国内国际形势的变化、货源及存货状况、投机活动等各种因素影响而导致商品销售情况的不同变化。譬如苏货，年初开盘本来“各货皆旺”，但因船运影响，正月“纱即跌去一分钱许”，此后“该业无论何货”均一跌再跌。原因是“青岛交还，上海仇货厉禁大开，人思尝试”，“幸该业种类繁多，舍此营彼，犹得补亡羊之牢”，年终总结，仅只盈亏相抵。而蔗糖业，则在战争中断交通之际，因存货较多而“颇获厚利”，后来虽“军事敉平，各货大至”，利润有所下降，但“亦有足观者”。
在全面回顾的基础上，作者指出，“统查其最占优胜者，以□有工业性质之丝与猪毛两种”，因而羡慕津沪各地某些工业产品“仿佛洋货，甚有驾乎其上者”，并表示“甚愿吾川工商，互相提携，渐□进化，”“勉力效之”，发展工业，“就是地之原料，辟处分之工厂，既不耗费运费，又可外人免除要挟”。不过作者也感叹“年年祸乱，从无一岁宁息，已足寒商人之胆，……谁敢有扩张之谋，改进之行乎”。
这篇总结为１９２２年的全市商业运行发展情况勾画了一个清晰的轮廓，有事实，有数据，有分析，有评点，它不但有助于当年经商的人们了解行业大势、把握行情变化，也为重庆商业发展保存了一份可贵的史料。
刊登调查统计类文章的作法并不始自重庆《商务日报》，⑥但从目前可见到的报纸来看，刊登发表关于商务活动的调查、统计、报告、总结之类文章的作法，基本上是贯穿了该报抗战以前这段时期的全过程的。
在闭塞落后、交通不便、开埠不久的内地城市重庆，在商业活动多半还保留着传统形态的本地商界，这种以调查、统计、分析、总结、预测等客观、科学的手段研究指导现实商业活动的作法，这种长期以来坚持不懈的宣传，在观念上、思维方式上、操作技巧上对本地商界、对本地商业文化建设的影响，其意义是不容低估的。
二
重庆《商务日报》力求从宏观上把握、引导地方商业发展的意图与努力，还直接地表现在它对本地商业活动中现实问题的长期关注上。
这一时期该报经常刊发有关商业问题的议论探讨文章。这种议论探讨涉及许多方面，其中有关于行业发展问题的讨论，有关于具体业务问题包括对行业公会的管理、用人制度等方面问题的讨论，有关于经济运行形势等宏观问题的讨论等。如《川棉改良刍议》、《论吾川糖业衰颓之原因》、《如何救济丝业危机》、《如何推广棉织业》；《对银钱帮拟改划条为庄票及讨论者之谈话》、《划条贴水之我见》、《对钱业公会进行上的一点意见》、《改良学徒制度之商榷》；《论信托券与重庆金融市场之关系》、《统制经济与国货前途》、《如何稳定市场》等等。⑦
这些文章不论持何种观点，大都能站在较高的角度，有较开阔的视野，能比较全面地分析认识问题。又因为作者多半熟悉业内情形，往往掌握了较详细的材料，因此所揭示的问题及所提出的解决方案常能抓住要害，给读者以启发。
如１９２４年３月发表的《对钱业公会进行上的一点意见》一文，作者在简要而系统地阐述了同业公会的意义职责、银行与钱庄的任务、强调了钱业公会对商业与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之后，针对重庆钱业在恶劣的生存环境中经营艰难的种种现实问题，鲜明地提出“固结团体，起而主张公道，或力争，或维持，在公会尤不能辞责”，要求改组后的钱业公会向先进的上海钱业公会学习，对自身“加以整理”，并引用上海银行公会章程条文及汉口银行杂志上的相关文章非常具体地阐述了如何整理内部以及若切实整理所能产生的效果。这些意见包括设公库、行检查、组交换所等项。对其中的每一条，作者均作了较详细的阐述。
该文所论皆能切中肯綮，其建议亦内行而具体，明显具有现代意识及相关金融学知识背景。这些意见和建议对刚刚建立起现代银行不久的重庆金融界应该是有相当的启发的。
商业经营与国势的强弱、社会的治乱是密切相关的。在国贫民弱、动荡战乱的情况下，我们常常可以从这类文章中读到作者深深的无奈。《如何救济丝业危机》就明确点出，在“年来天灾人祸，接踵而至，一般大众之消费力量已衰沉殆尽，而海外之廉价人造丝及倾销之棉毛织品，复潮涌而进”的情况下即便自己提出了救济丝业的方案，那也因其是“含有政治性之经济问题”而“决非一朝一夕纸上谈兵所能解决”，且“必须籍政府”为“坚强后盾”。虽然如此，作者仍提出了“救急治标”之法——“不买外货，奖励国产”，并指出在当前一片“统制经济”的议论吁请声中，丝业即“急需统制者”。
类似的情况在该报绝非个别。可以说重庆《商务日报》及其作者编者始终在努力为本地商业发展谋划、呼吁，纵使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权宜之计、“救急治标”之法，也姑且推荐，总求在各种限制之中，尽力寻找一条勉强可行之路。这份敬业精神，这种道义上的承担，是极为可贵的。
三
重庆《商务日报》对本地商界及本地文化建设的另一重要贡献，是它为保护商界权益、改善商界生存环境所作的不懈努力。
１８７６年《中英烟台条约》签订后，重庆被迫开放市场。“重庆城市的近代化是与半殖民地化同步进行的。”⑧近代重庆商业的发展始终面临着洋货的竞争及洋货背后帝国主义势力对本地市场的全面压迫。
在这样的情况下，重庆商界爱国反帝、“挽回利权”⑨的意识历来非常强烈、鲜明。这种意识在重庆《商务日报》得到了一以贯之的、清楚的表达。该报因此而经常发表这方面的报道与文章，尤其是在帝国主义列强欺凌国人、引发事端或者国势危殆之时。如五卅惨案发生后，从六月初开始，连续几个月，该报刊发了大量有关这一事件的报道及言论。其中，提倡国货、抵制洋货是一个重要议题。此期该报发表的相关文章有《抵制英国应取的办法》、《对重庆市一个紧急建议》、《实行抵制英国货品进行方法之讨论》、《论经济绝交》、《提倡国货的具体办法》、《英货调查录及英商行名录》等等。⑩
这些报道与文章及时传播了相关信息，表达了民众与商界的心声与爱国热情，并以其清醒、理智、讲究方法策略，对商界反帝爱国、排拒外货的斗争顺利进行，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重庆《商务日报》保护商界权益的另一重要表现，是它对苛捐杂税重压之下商界状况的关注，以及它代表商界而发出的反苛捐的强烈呼声。
抗战前重庆商界生存环境十分恶劣。因军阀纷争，这一时期的重庆战事频仍。持续的战争不但使运输中断，市面萧条，而且极大地加重了民众的经济负担。据统计，在１９２８年——１９３３年的几年中，驻渝２１军军费开支增加了近４倍，军费开支占地方财政支出之比常年达到７０％以上。?輥?輯?訛巨大的军费全得通过横征暴敛。自然，各种税赋增加的幅度也就十分惊人。驻渝军阀还不惜使用金融手段，铸劣币、发钞票，非法票据贴现，以达到搜刮的目的。
这样的掠夺与盘剥使民众与商界忍无可忍。对此，重庆《商务日报》常有报道与议论。如１９２３年３月８日发表文章即提出自己护运以免被苛捐杂税之苦。同时该月还有关于铸币问题连篇累牍的报道与议论，３０日又发表《川省战争与重庆商场之损失》，系统阐述军阀混战给商界造成的影响。其他如《渝泸间关卡重重》、《究竟是兵欤匪欤》、《公民申请停铸大铜币之激昂 如不得请则有两种对待》、《呜呼苛税》、《打倒苛税办法》、《以民命为依归请从不铸银币始》?輥?輰?訛等等。其中声势之大、持续时间之长均比较突出的，要算１９２６年１２月对反苛捐斗争的连续报道。
１２月７日该报发表社论《昨日之重庆城撤销苛捐口号弥漫全城》，消息《昨日全城商人罢市愿》，?輥?輱?訛详细介绍了６日数万人反苛捐大游行的起因、相关事实及具体要求，并全文发布了商人们的两篇请愿文。８、９日更以少见的篇幅报道《全城商人罢市请愿详情》、《商帮反苛捐之进一步主张》等。事件以商民大致获胜平息后，该报仍继续相关报道，以督促军阀落实谈判结果，并发布事件后续消息。
这些文章淋漓透辟地表达出广大商民的心声与意志，为捍卫商界权益、引导反苛捐斗争有理有利有节并坚持不懈地进行直至取得一定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且，其中所表达出来的现代政治意识、法制观念及现代商业金融观念等，对重庆新型商业的形成发展，对重庆商业文化的建设也具有重要意义。
总之，抗战前的重庆《商务日报》，以其正派踏实的作风，艰苦卓绝的努力，在服务商界、帮助引导商界发展、捍卫商界权益、提升商界素质等方面作了很多有益的工作，取得了令人尊敬的成绩，它自身也因此得到了当时重庆商界与其他各界的肯定与赞扬，重庆海关在它１９２２年——１９３１年的报告中就曾对此作过记述与评价：“１９１６年创办的《商务日报》和１９２１年创办的《新蜀报》是两家领袖报纸。它们的长期存在和大量发行足证它们在同辈中地位特高”。
（作者单位：重庆交通大学人文学院）
注释：
①现存该报始自１９２３年，故本文所论实际仅限于１９２３年－１９３７年。
②商税在宋代已成为国家的主要收入之一，１０７７年巴渝地区商税总额超过当时商税额较高的杭州。参见胡道修《唐宋巴渝地区的经济发展》，隗赢涛主编：《重庆城市研究》?熏四川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第５９页。
③１８９１—１９３０年的４０年间重庆的进出口商品值增加了２４．７倍。见甘祠森《最近四十年四川省进出口贸易统计》，《重庆城市研究》，第２３页。
④见重庆《商务日报》１９２３年７月，１９２３年７月，１９２６年８月，１９２９年３月，１９２９年３月，１９２９年３月，１９３２年３月，１９３４年１０月，１９３５年６月，１９３５年６月，１９３６年１１月，１９３７年１月。
⑤此前的该报已无存，这篇文章究竟从何时开始刊登已不可考。
⑥方汉奇：《早期报刊上的社会调查》，《报史与报人》，新华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２２０页。
⑦参见该报１９２４年３月，１９２９年３月，１９３３年１０月，１９３３年１０月，１９２４年２月，１９２８年１０月，１９２４年３月，１９２９年１月，１９２８年１０月， １９３３年１１月，１９３６年１２月。
⑧隗赢涛：《试论重庆的城市化和近代化》，《重庆城市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第２３页。
⑨早在重庆开埠初期改良主义思想家宋育仁即提出经济上要“保地产，占码头，抵制洋货，挽回利权”。见宋育仁《上恭亲王书》、《复陈四川商务折》，引自隗赢涛、周勇：《重庆开埠史》，重庆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第１２６页。
见该报１９３２年４月，１９３３年１０月，１９３３年１１月。
周勇主编：《重庆通史》?熏重庆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８１４。
见该报１９２４年３月、１９２４年３月、１９２５年６月、１９２５年１０月、１９２５年１１月、１９２６年８月。
原文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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